男人进不去母婴室？没想到吧！女的也不行
图/Giphy
就此，节目中的嘉宾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在TA们看来，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带孩子，母婴室的提法不再适宜，给男性外出带孩造成诸多困难。
诚然，育婴室之类的表达或许更好，在公共设施上支持男性育儿也很有必要。但与其问男性是否可以进入母婴室，为何不问：为什么不能同时设一个父婴室？或者说把育婴室的配备设置得更合理？
我们城市的育婴室数量足够多，设施足够完善了吗？“母婴室”的问题不仅是阻挡了育儿的男性，对现状下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妈妈们来说，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。看见被母婴室困住的背奶妈妈，或许才是改变的第一步。
阿青工作很忙。经常需要外勤，而她恰好是个“奶牛”，两小时不吸，乳房就涨得坚硬。
一天，她忙得顾不上吃饭，乳房又涨得生疼。于是拿起一个纸杯，冲进厕所，用手将奶排出，一饮而尽。
那一瞬间，阿青感觉自己的尊严，连着那杯母乳一起，被喝掉了。
阿青的例子其实是一种常态。
无数的母亲重返职场，被迫在储物间、会议室、甚至厕所里泵出乳汁，如果没有办法及时储存，就不得不丢掉，甚至在特殊情况下，喝掉。
陈晨生完孩子赶上疫情，复工推迟，到宝宝五个半月时才上班，母乳基本达到了供需平衡，三四个小时吸一次，就可以了。
相比于大部分的背奶妈妈，这已经足够幸运了。
即便这样，她所面对的困扰，一点也不少，公司没有母婴室，只能在会议室泵奶，里面一边吸，外面一边有人砸门。有时会议室被占用，乳房涨得坚硬，她就不得不走十分钟，去周围的商场泵奶。
只有在新建的高档商场才会有得体的母婴室，而这种商场即便在陈晨所在的上海，也并不是随处可见，还有一些商场，居然因为疫情，关闭了母婴室。
而在小城市的玲子的困扰就更强烈了。
在她所在的城市，母婴室只存在于2家商场，而且里面堆满了保洁员的清洁用具，并不能使用。所以在孕期辞职的她，几乎完全被困在了家里，出去逛逛街都成为了一种奢望。
不需要坐班的观兮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很早就给孩子加了配方奶粉。需要外出工作的时候，她只给了自己每天两瓶的任务，再多的，就在洗手间用手排掉了。
但她仍旧不愿意回忆在胡同里公厕排奶的经历：坑位里有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，叉开腿，掀起衣服，将乳房对准那个洞，她宁可让乳汁飞溅再去清理，也不愿意蹲下去直面那个洞。
但这种未婚未育女孩无法想象的经历，对很多新手妈妈来讲也是奢望，三聚氰胺事件让母亲们对奶粉非常谨慎，很多人都尽量选择进口的奶粉，但即便是半母乳喂养，一个月的奶粉钱动辄上千，这对很多家庭来说，是不小的负担。
相比之下，母乳就“经济”得多了，所以她们不敢浪费任何一滴母乳，宁可冒着堵奶的风险，找到合适的地点，将乳汁留给孩子。
缺失的母婴室背后，是新手妈妈们无处安放的乳汁。
《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（2015）》中《产后重返职场哺乳期妈妈工作生活状况调查》的数据显示（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新官方数据），只有15.6%的单位配备了母婴室，配备保存母乳设备的也仅有37.7%。
而根据《中国母乳喂养因素调查报告》，在公共场合能找到母婴室的母亲只有不到40%。
不是不想泵奶，是真的无处泵奶。因为母婴室的缺失，太多的母亲不得不在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泵出乳汁、或者被迫丢弃掉。
这是肉体、精神和经济上多重的挑战，却是所有职场妈妈面对的日常。
比起无处泵奶的困境，阿兰面对的，是没有时间泵奶。
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中层岗位，产假没有休足，就回去上班了。
“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当然不会不让你休产假，不过要是休够了，位置就没了。不会有明面上的降职，但重新回到我原来的位置，至少要两三年。”
图/《营业部长吉良奈津子》
连产假都不能保证，就更不要说哺乳假了。
有一次公司中层会开了一整天，老板对最近的业绩不满意，会议氛围十分微妙，大家午餐都是在会议室解决的。阿兰一天没有泵奶，乳房涨得像石头，碰一下就痛得要跳起来，会议结束，奶却泵不出来了，阿兰发起了高烧，被迫请了两天假。
“我很讨厌别人同情的目光，比起堵奶发烧，这更伤人。”
阿兰的提前上班，并不是孤例，《产后重返职场哺乳期妈妈工作生活状况调查》的数据显示，有8.6%的女性在生育后提前上班，而单位安排了1小时哺乳假且使用了这1小时的新妈妈只有50.4%。
事业和育儿似乎在这里成为了两难的选择：休足产假，岗位不再；休足哺乳假，在工作中不受重视。
只有很少数的女性可以像观兮这样“幸运”——她就职于一家关注性别议题的机构，面对生育之后身体的变化和时间的占用，从领导到同事都非常坦然。
她可以在会议上直接表达自己去洗手间（因为盆底肌的松弛，大部分女性产后都会经历尿频）或泵奶的需求，甚至连这份工作本身，也是在她产后三个月获得的。
这是幸运的，但她却认为，需要这种幸运是可怜的。
“只有在刻意创造出的氛围里，新妈妈才能得到宽容，才能履行她应有的权利。这种幸运衬出了这样场域的难得，那这个社会就是可怜的，因为其实每个职场环境，都理应是这样的环境。”
陈晨没有想到，有了孩子之后，自己的整个生活轨迹都被打乱了。孩子并不在计划中，但既然来了，她和丈夫都愿意全身心地去迎接这个新生命。
有娃之前，陈晨下班会和朋友吃吃饭、看看电影、唱唱k，这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都市生活了。
但对现在的她来说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奢望。“娃可以暂时丢给公公婆婆，奶总不能吧！”泵奶器体积不小，如果要随身携带，出去玩都要背一个大包。
偶尔的放纵也是有的，因为奶水充足，陈晨不需要珍惜每一滴母乳，她和丈夫会在周末抽半天出去看个电影，吃个饭，而乳汁则直接手排、丢弃。
这对她来讲，已经是周末难得的奢侈了，工作日晚上的外出想也别想——娃跟自己睡，半夜醒来的时间不固定，睡眠时间完全要跟着孩子来，一共只能睡四五个小时，每一分钟的娱乐时间，都是被牺牲的、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。
观兮则在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社交，但每次外出之前，她都会询问朋友“能不能带plus one”，这个one不是丈夫，而是孩子，她希望孩子能够早早见到她那些很特别的朋友，也算是一种早教。
但朋友们却必须接受她不能全身心投入的事实——她注意力的一半，永远是在孩子的身上，和朋友相处时的状态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
而不得不面对应酬的阿兰困扰的则是过多的社交。“感觉现在形成了一种类似劝酒文化的劝饭文化了。他们不能理解，有小孩不能去吃饭，是因为自己的乳房涨得像石头，随时可能堵奶。他们就像不能理解不喝酒的人是真的不能喝酒一样，也不理解，不能出去吃饭的背奶妈妈，是真的不能出去吃饭。如果是客户也就罢了，公司内部的一些人情，真的让我顾不过来。”
挤压女性社交、工作时间的，是“母职”这顶帽。
这顶帽子是激素扣过来的，荷尔蒙的影响让经历生育的母亲，感受上很难离开孩子；也有家庭分工扣过来的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，在今天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；还是整个社会的设施缺乏扣过来的，让育儿在现实中成为了性别化的一件事。
“这就好像默认带娃的一定是妈一样”，浪浪很无奈，“要不然就是奶奶或者姥姥。”
如果说女性带孩子出行，选择会变少很多；男性单独带孩子出门，也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了。
很多场合的母婴室，都会贴上男士勿入的标签，即便没有，“母婴室”这个名字就足够让很多男性望而却步了。
浪浪和丈夫在生孩子之前，就决定分摊育儿时间，给予每个人独立的时间和空间。但把娃生出来之后，发现一切没有那么简单。
浪浪有时就想一个人在家瘫一天，把娃和老公丢出门，但基本上，老公最多4小时就带着娃回来了。
“如果我自己带娃出去，换尿布也好、喂奶也好，只要能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商场，都能搞定。”浪浪很无奈，“但是如果把娃给他，热奶怎么办？换尿布怎么办？总不至于在大街上换吧……”
浪浪不是不能理解这种配备，一些母婴室不是单人使用的，功能分区也不是完全私密，所以男士勿入是合理的。
“但为什么不同时设一个父婴室？或者说把育婴室的配备设置得更合理？”
国外一般将照料婴孩的公共设施称为Baby care room
图/Pinterest
目前很多母婴室都把爸爸拒之门外，这保护了妈妈的隐私，却阻止了爸爸参与。
如果连设施上都不支持男性育儿，那更多家庭就得被迫丧偶式育儿。
当妈妈的休息、娱乐时间被育儿所侵占，劳动再生产无法得到保证，这就让更多的母亲无法以更投入的姿态进入职场。
除了工作场合根本不存在的哺乳室、不能满足的产假和哺乳假，公共空间对男性育儿的不友好，也把妈妈们从职场逼出，逼回了孩子的身边。
我们本应有足够的社会支撑系统，让重回职场的妈妈能够放心地投入工作、休息、娱乐，但设施的缺失，让她们寸步难行。
我们通过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，去支持她们。
就像观兮所说的那样：“当我给我的孩子喂奶，他笑的那一刻，我的整个世界都点亮了，那就是人之初的真善美，就是最单纯的快乐，这是他的本能，却能够make my day”。
而我们要努力的，就是让所有想要享受这一切的母亲，能尽情享受这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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